第一任市长潘文华的经常待的地方，是上清寺。这个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老片区，是潘文华的办公地。而伴随着潘文华的到来，经历了前朝历代各种劫难的上清寺，获得了重生。

1926年北伐开始，潘文华被委任为重庆督办，同时还担任国民革命军21军第四师师长一职。习惯了戎马生活的他认为，当时的重庆更像重要的军事交通要塞，而不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水域面积大，人口密集，显得主城区面积少之又少。他当时说：“以重庆市区30余万人口，仅以高低斜曲之十三四平方公里面积容之，拥挤自难避免，若非另图新区，则无法解决。”但拓城绝非易事，这一念头在他心中久久酝酿，直到1929年重庆正式建市，潘文华坐上市长的第一把交椅，拓城大计才得以全面展开。

通远门是整个拓城计划的第一个障碍，它连接着重庆主城与外界。西可到成都，北可通广安、达县，但一望无际的坟冢将它紧紧包裹，难题便在于此。这里又叫棺材山，是数百年来市民祖宗安息的场所。想把几十万座坟墓迁走建新城，比登天还难，城里人怎会允许外人在先人头上动土。他们当中不乏袍哥，态度强硬：“谁敢动坟，老子跟他拼命。”好在潘文华是一介武夫，也不示弱：“不迁？笑话，刺刀伺候。”遂任命旅长郭勋祺出任迁坟局局长，并持枪在手，放出狠话：“谁敢阻挡，枪不认人。”这才惊退民众，得以派出迁坟队若干。

大家披星戴月花了一年多，终于把通远门外坟墓全部弄走，于是才有了从七星岗到菜园坝、从上清寺到曾家岩、从牛角沱到李子坝的大块片区，即重庆的新市区。

迁坟之所以花了一年多时间，其中一个主要因素还在于道路问题。按《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款》算起来，那时的重庆已经开埠35年，但放眼望去，满城都是三尺多宽的狭长步道，过过滑竿可以，通车却极成问题，若遇上点大事，全城拥堵不堪，人群难以疏散。面对这样的情景，迁坟部队吃尽了苦头。潘文华愁眉难展，这些年的征战本已让他对重庆这些迂回的小道没有半点好感，而看到拓城大计被这么折腾，内心几乎触怒，当机立断：修路。

于是在迁坟之余，他亲自规划了主城三条公路，以渝中半岛山脊为界，分中区干线、南区干线（沿长江）和北区干线（沿嘉陵江），重庆的第一条等级公路便诞生于此时。为此，潘文华聘请了不少修路专家，商讨筑路材料和用料问题。后来他综合财政预算等各方面因素，决定用三合土为路面垫层，碎石铺底。上清寺的一位老居民回忆说：“在新路动工之前，当时这条路一下雨就成泥浆浆，有车过得赶紧拿伞挡着，不然全身都会被弄得稀脏。”而自从用了强度和耐水性都较强的三合土修路以后，烦扰市民的夏季尘土飞扬、雨天泥浆飞溅等现象也基本得到缓解。

由七星岗经两路口、上清寺到达曾家岩（后来的周恩来公馆）的中区干线，则是著名的中山大道，全长3.5公里，宽20米，陡然增宽了几倍，通行车辆自是不在话下。完工后，该给道路取个什么名字，又让潘文华费起神来。有人建议说叫它文华路，对外界一向低调的潘文华，当即摆手拒绝，不过这倒给了他灵感，何不以自己崇敬的孙中山先生之名来命名呢？索性就取名叫中山路。并把它划分为四段，上清寺那一段是最后工期完成的，理所当然也就是中山四路。

这位从马背上走下来的市长，无论拓城还是修路，都散发出军人的性格与英姿。他似乎半刻都不容自己歇气，听说德国人在建筑设计方面很有独到之处，于是在修公路的闲暇之际，他亲自去德国考察。这一趟出行，除了视觉上的冲击、设计创意上的激发，还有一样东西深深吸引了他——那便是地铁。这一新潮事物让他欣喜了好久，迟迟不能平复自己的心情。他想：若是重庆也能开通地铁，地上地下交通并行，既节约土地资源，又能缓解交通压力，岂不一举两得。快哉！

他说干就干，立即花大价钱请德国专家来重庆，试图修建重庆第一条地铁。不过这跟修公路有天壤之别，勘测地质、探查建筑物、地铁位置埋深、结构设计等都是费脑力人力的事。何况德国专家也不是那么好养的，政府也支付不了那么多，鉴于财力和人力诸多因素短缺不足，所以这项工程在挖了无数地洞之后便夭折了。

但遗留的地洞又成了潘文华心里的疙瘩。他思前想后，终于在某天灵感闪现：何不改成防空洞？毕竟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拥有囤积物资、躲避战事的防空洞，无疑是一大幸事。

潘文华的军人性格又冒了出来，不容过多思量，他便雇佣了大量工人开始每天开凿，转而把预计修地铁的一个个废洞变废为宝，使之变身成为防空洞。这些四通八达的防空洞在后来的轰炸中成了百姓们躲避敌军空袭的宝地。而今天在上清寺还能看到几个稀稀落落的防空洞，正是那时的杰作。如今，这些还能见到的防空洞有了新的作用，已经被开成了火锅店、面馆等，人气暴涨。细想一下，也觉得有点意思，这算不算对潘文华“变废为宝”思路的传承呢？

也正是因为潘文华的敢作、敢为、敢想，重庆拓城迈开了大步伐。他向北延展到江北城，向南扩大到南岸区，向西则冲破佛图关，将一个叫沙坪坝的小镇扩展成文化区。

而后的市长们纷纷效仿他，继续在拓城上殚精竭虑，使得群山环抱的两江之滨逐渐有了大城市的模样。以至于1935年，蒋介石首飞重庆后，都被重庆的城市格局吸引，赞其“大山大水大气候⋯⋯可作大后方首选地。”

其实，潘文华不仅在开拓重庆城市格局和道路方面起了关键的奠基作用，还兴建了自来水工程。据上清寺的老居民回忆说，他搬到上清寺时还没有自来水，大家都去江边挑。那时挑水甚至成为一个行业，全市挑水工有两万多人，他们住的地方就叫水巷子。

潘文华上任后，体恤民情，于1929年春，开始兴办自来水工程，经过与水利专家一起调查、测绘，他选取城区最高处打枪坝和嘉陵江边的大溪沟观音梁作为厂址，在两厂之间接一根直径500毫米、长两千多米的大水管，利用山势落差供水。而到1933年，自来水工程竣工，正式向全市送水，整个重庆共设售水站10个，日供水量2000吨，给人们饮水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后来，潘文华不但大力拓城，还兴办了民众教育馆、学校⋯⋯正因为他随时随地保持着“建设热情”，许多重庆人把他叫做“建设狂人”。只不过，当时的重庆能够拥有这样一位永远都在搞建设的市长，绝对是一大福气。否则，重庆的城市格局要真正得到改变，说不定又要推迟好多年。